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于圣人的这个“失业”选择，后世尊崇他的知识分子们却没什么热烈的响应。历史学者曲柄睿曾有研究，与登船入海相比，难以施展抱负的知识精英们更愿意隐居山林。植根于西方内陆的秦汉帝国，对于从前对手的东方齐鲁文化，多少还是有些鄙夷压制。而大一统初期的许多政治、文化传统影响巨大，又直接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知识精英们在历史书写中的选择，这致使如今的历史文献中，我国海洋史相关的信息颇为稀少。任何阶层都会有其认知的盲点，但历史的书写并不总是依靠文字。国家博物馆最近的新展“浮槎万里——中国古代陶瓷海上贸易展”，便试图用沉寂海底千年的幸存物告诉我们，那片被庙堂中人忽视的海洋，曾有过的热闹和辉煌。
陶瓷可能并不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中最大宗的产品。从各方面线索来看，丝绸、茶叶的货值货量可能都比陶瓷要大。不过，与丝绸、茶业相比，陶瓷可能更难以为自然界所“消化”，由此成为上天选中的一类穿越时间隧道的证据。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在秦汉之际便已成型，不过那时候，中国陶瓷的生产尚未成熟，不足以在国际贸易中赢得一席之地。至唐代，中国陶瓷生产“南青北白”的格局成型，冰清玉洁的越窑青瓷和类银似雪的邢窑白瓷，在全球范围内独树一帜，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尖货，由此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局面，开启了中国陶瓷独步天下的历史历程。
沉船被称为时间胶囊。所有沉船，仿佛被时间冷冻冰封，所有的从前被凝固在沉没的那一刻，留给未来的发现者以一个静态的时间剖面。其鲜明的时间属性，使得其成为研究古代海上贸易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浮槎万里”最大的特色，便在于其展品和比对材料基本均来自于沉船。在由一艘艘沉船制成的时间切片面前，由陶瓷织就的中国对外贸易历史起承转合，若隐若现。
在晚唐至宋初的高峰之后，外销瓷贸易一度陷入沉寂。据新加坡学者戴柔星统计，文献中从995年-1071年没有市舶记录，而东南亚重要的转口贸易古国室利佛逝在此期间有50年没有进贡。而与此时段相涉的考古资料也极薄弱。事至南宋为之一变。大概仓皇南逃的南宋政权也感受到了五代时期南方各国的财政压力，对外贸易政策相对宽松，鼓励民间商人出海。葛金芳、黄纯艳等学者推测南宋时期，东南沿海常年有10万人涉足外贸，而对外贸易的海船总数估计有七八万艘。来自北方草原的蒙古人对海洋怀有雄心，在征服南宋后，其几乎全盘接受了南宋的海洋遗产，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海外贸易。正因如此，南宋至元代，中国陶瓷外销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宋元时期中国的陶瓷格局是百花齐放，众多名窑层出不穷，后人常将这一时期的陶瓷生产总结为五大名窑、八大窑系。“五大名窑”的归纳着眼于宫廷趣味，八大窑系的总结偏重于瓷器面貌，这些取向并非海外市场的消费标准。在经济活动的运行准则中，对成本的考虑在很多时候都跟随对文化审美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南地区的窑场显然更具优势。
当时，在南方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陶瓷产品一是龙泉窑的青瓷，二是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此时期的这两类产品可以说代表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两座巅峰，也确实给海外市场的消费倾向奠定了基调。尽管如此，景德镇和龙泉的生产者和经销商，却未必在所有的海外市场都占有优势。
比如，从不少沉船的出水商品能够准确的看出，在东南亚地区，真正制霸海外市场的，很可能是福建的山寨产品，而福建山寨的对象，正是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福建窑场因邻近宋元时期的国际大港泉州港，市场嗅觉敏锐，其瓷器生产可谓顺势而行、随风转向，龙泉青瓷盛行则仿龙泉，青白瓷盛行则仿青白，虽然质量略逊，但是迷惑没怎么见过好瓷器的外国人足够了。南宋中晚期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瓷器比例大致可见此一斑。1998年-2004年南海I号沉船共出水陶瓷3402件（组），其中龙泉青瓷410件，景德镇青白瓷233件，福建闽清义窑的青白瓷却有1143件、青瓷409件。当然，福建也并非尽皆是高仿品，但很明显，高仿品所占比例极重，有着极具想象力的利润空间。
在海外市场中，东南亚是距离中国较近的市场。一旦越过马六甲海峡，福建高仿品的影响力显而易见地下降，在中东、东非等远端市场，高质量的龙泉青瓷才是笑到最远方的人。龙泉窑青瓷在南宋至元代先后达到了产品质量和生产规模的最高峰，是中国两千年青瓷生产的集大成者，代表了最浓厚的东方陶瓷生产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真品还是仿品，其在西太平洋和环印度洋地区的传播，都代表了中国传统青瓷文化与审美影响力的扩张，代表了中国文化对世界各地区文化的深度参与。
秦大树等学者觉得，在9到10世纪，即晚唐至宋初阶段，出现了中国外销瓷器的第一个高峰。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一高峰最突出的表现可能并不在于输出瓷器的数量或出海船只的频率，而在于中国外销商品的范围较秦汉时期明显扩大，陶瓷制品种类异常丰富。
秦汉时期海路最远或可至中东，至晚唐至宋初，中国的陶瓷则可远达东非沿海，其商品影响区域明显发生了质的飞跃。而南海沿岸各国及环印度洋各国沿海出土的中国陶瓷，又构成了斑斓的图景。黑石号、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出水的中国陶瓷比例最能说明问题。黑石号沉船的年代约在9世纪中叶，其出水文物67000余件，其中长沙窑瓷器56500余件，越窑青瓷250件，白瓷约300件。五代时期的印坦沉船出水中国陶瓷7000余件，其中广东青瓷占比约66%，越窑青瓷占比30%。五代宋初的井里汶沉船出水中国陶瓷约30万件，绝大多数为越窑青瓷。从以上数据中便可看出，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广东青瓷、北方白瓷，实为当时中国外销瓷中的主要种类。研究者常称之为“四组合”。
实际上，从较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四组合的“组合方式”并不固定，其很有可能并非在整个晚唐至宋初时期“均分天下”，倒更有可能既存在着轮流坐庄的情况，亦存在着不同的市场偏好。如将沉船与窑址生产、海外沿海各地出土遗物情况结合起来可知，长沙窑瓷器的海外畅销时代可能要比著名的越窑青瓷略早，北方白瓷所占的比例始终没有办法比肩中国东南沿海各地出产的产品比例，但其却可能属于某类奢侈品。而越窑青瓷一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人与之争锋。
晚唐至宋初中国外销瓷的高峰，在某一些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当时整体对外海上贸易的发达。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一高峰，正发生在中国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分裂时期，这一时期，亦是安史之乱之后，中国大规模人口南迁、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在大量人口涌入的情况下，在你死我活竞争态势下，地方政权为了扩充财源，大概也便不必像从前的中央王朝那般矜持。山河湖海，当然要各显神通。而走出去，走向未知的惊涛骇浪，正代表着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冒险精神和绝望努力。
青花瓷生产的兴起，至今仍是争讼不休的议题。不过，这一产品是在复杂历史过程中中西文化因素结合的产物，这却无可争辩。换句话说，青花瓷生来便是一种具有世界多元基因的产品，因此，它回归于世界，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
从海内外的发现来看，元代青花瓷已经销往海外，不过所占比例不高，在规模上远无法与龙泉青瓷媲美，但从生产质量上来看，其出道即在巅峰，且之后就生活在巅峰上。青花瓷真正摆脱龙泉老大哥的阴影，要到元青花出现的一百多年后，明代中期，随着龙泉窑的衰落和景德镇窑的持续繁荣，青花瓷在规模上也超过了龙泉青瓷，成为中国外销瓷的新代表。
青花瓷的故事广为流传，似不必一再重复。但青花瓷外销，所面临的国际贸易形势，却远比前两个时期更复杂。明清时期长期施行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这对中国对外贸易似乎相当不利，但偏偏1498年之后，是欧洲进入世界主流体系、全球化加速、海外贸易兴盛的时期。从青花瓷的崛起来看，人类交流的愿望，拦是拦不住的，就算是强势的朱元璋也拦不住。不过，人力的阻拦，倒确实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现象。
明朝虽然实施海禁，但是却留下了一道口子——朝贡制度与朝贡贸易。海外各国能够最终靠朝贡的办法与明朝政府建立联系，进行贸易。这一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对中外贸易进行了渠道限制，而拥有渠道特权的某些势力，便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崛起。最为典型的案例为琉球。在与中国交往的众多政权中，琉球原本微不足道。但偏偏其在海禁中把握机会，频频来华朝贡，借机大举搜购中国产品，然后转手卖到别的地方，大获其利。也正是明朝这一政策，使得琉球在明早中期贸易地位急剧上升。但随着海禁政策日益废弛，琉球的重要性便也慢慢地下降，待得葡萄牙人进驻澳门、隆庆开海，琉球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最终为日本吞并。琉球首里城中出土的中国陶瓷，从明初到明末，数量一降再降，与国际陶瓷贸易局势刚好相反，或正印证了这一特殊的历史过程。
中国瓷器外销历史的沉浮变幻，是一种人类交流渴望的隐喻。把自己交付给远方，把目光投向彼岸，这些深层的渴望，并非强权者所能阻隔。中国散布在全球的瓷器告诉我们，全球化的沟通和努力，并非始于1492年的哥伦布，也并非始于1498年的达·伽马——若把目光放远一些，从人类走出非洲开始，这种努力便从未停止。孤帆远影，是在回归故土，是想要构建故土，是想要认识这世界的全部，也是想要让百万年前失散已久的兄弟们看看，我们用故乡的一抔土，造出了怎样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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